万博网代理-云水新闻网
点击关闭

第一一个-那时候万科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-云水新闻网

  • 时间:

艺术家杜雨露去世

民營企業家的社會地位不高,如果經營出了狀況,其困難處境可想而知。這麼多年,似乎成了習慣。那幾年,我常常去探監,看望因經營出了問題而鋃鐺入獄的企業家。第一個去看的是南德集團的牟其中,後來又陸續看望了玉溪紅塔褚時健、德隆系唐萬興、東興集團蘭世立。耐人尋味的是,探望牟其中時,是當時的湖北首富蘭世立陪同;多年後,同一座監獄,我又前往探視了身陷囹圄的蘭世立。

我當然不認同張維迎教授的極端說法,雖然他也對我說,萬科屬於那個10%。實際上,他不僅對房地產商,對整個商人群體都沒有什麼好看法。這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態度,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企業家群體的現實處境。而我,一個內心對商人身份有所疑惑的企業家,在為改變這種境況而掙扎。

陸鏗是一家新加坡背景、在瀋陽註冊的企業——華新國際的董事長。我跟他聊,才發現他是民國一位大企業家盧作孚的孫子,又因此深入了解到盧作孚的經歷。

1998年末,我和胡葆森、馮侖在亞布力滑雪。當時我已決定辭去總經理的職務,他們兩人也知道。他們就給我提議,意思是你辭去總經理之後有大把時間,能不能成立一個行業組織,把萬科的經驗帶到其他企業當中。這是中城聯盟(中國城市房地產開發商策略聯盟)的源起。

應該說,就是在那個時候,我才接受了商人/企業家的身份,認定自己這一輩子就做企業了。既然要做一輩子,就不能看不起它,不然怎麼把它當作一輩子的事業來好好做呢?

我立刻同意修,他們視產品如生命的姿態和精神,深深震撼了我。

後來有一次,我自己的一台在日本購買的數碼相機不小心被海浪浸濕,返回日本原廠維修。得到的反饋是,維修費和新買一台的價格差不多。我決定買一台新的,但日本廠家的維修師傅卻建議我修,說每台機器都有它自己的生命。相機壞了,就好比一個人生病,你治好它,生命就得以延續。當然也可以重新買一台,但那是另一個生命了。

改革大潮中的商人角色從商以後,第一次扭轉我對商人「暴發戶」「唯利是圖」等不良印象的,是日本企業的產品。1984年萬科開始進口日本攝錄像器材,我接觸到索尼、松下等公司對產品和售後服務的態度后,對它們產生了發自內心的尊重。

盧作孚是搞長江航運的,抗日戰爭中,他傾盡自己企業的全部力量,調動整個船隊,從日寇佔領的江浙一帶,把工廠設備、戰略物資往大後方的重慶、四川運,為國家做貢獻。這樣的家國情懷,實際上超越了商人以牟利為主要訴求的局限性。

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門前有一座阿特拉斯的雕像。這座雕像落成於1937年,當時,企業家精神這個概念在西方也是剛剛提出不久。托起天堂的巨神阿特拉斯,是紐約企業家的自我期許——「我們就是承載美國經濟與社會的巨人」。從那之後,美國社會建構起了一套有關企業家的英雄敘事,正是這種英雄敘事和道德勇氣,才使得美國企業家勇於承擔社會責任,積極投身到各種公益事業中去,並贏得社會尊重。

2004年,我去無錫游訪梅園時,參觀一座反映榮毅仁家族創業歷史的小型博物館,知道了榮宗敬、榮德生創業的故事。

那時候,我和這些企業家都沒有生意往來,也不是私交很深的關係。想去看,用「物傷其類,兔死狐悲」來形容是準確的,實際上就是身份的認同。既然是同類,在他們出了問題,處於逆境時,我關心這些企業家不也就是在關心自己嗎?你怎麼知道你不會經營出問題呢?再說,即使犯了案子鋃鐺入獄,服刑后也可以重整旗鼓再出發。有遠大志向的人,苦難經歷是筆寶貴的財富。

令我印象最深刻的,是在上個世紀初他們對未來規劃的胸懷和氣魄。榮家當時向政府提出過一個叫「滬蘇無」的概念,也就是把無錫、上海、蘇州規劃為一個城市圈,用京浦鐵路連通,這和改革開放之後提的「蘇錫常」經濟圈何其相似。讓人很感慨,如果不是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,中國的現代化騰飛至少早半個世紀。

苦難經歷是筆寶貴的財富在那次論壇上,馮侖和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有一次著名的隔空談話。張維迎教授令人意外地開火:「中國的開發商90%都是騙子,其中30%是大騙,30%是小騙,30%是在不自覺地騙。」馮侖提出質疑:「為什麼IT企業燒錢是高科技的高尚行為,而房地產商的賺錢舉動就是奸商?」

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前的那段時間,人們有一種改革會中斷的擔心,不知道經濟特區將往哪兒走。之後越來越明確了,就是搞市場經濟。之後,我又看到中國改革大潮中,商人階層扮演的角色變得略微重要,而我所做的這些事,不管喜歡不喜歡,確實是在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扮演了這樣的角色。

「商人」王石:40年的改變文/王石1999年,48歲的我辭去萬科總經理之時,還面臨著很多精神上的困惑。

1999年12月2日,中城聯盟正式成立。實際上,這個聯盟所聯合起來的,是一些城市化、規範化、對自己有要求的房地產公司。當時房地產業發展很快,有很多不正之風。成立這個組織,有幾個目的:第一,提出要做有良心的發展商,自我規範;第二,提出要互助,因為很多企業在發展中遇到困難,比如需要貸款的時候貸不到;第三,提出聯合互補,比如一個項目比較大,一家做不下來,就大家聯手一起做。

榮家是搞麵粉、搞紡織,並不是搞房地產的,但他們按照「滬蘇無」的概念,在無錫圈了一些地。在當時看,都是根本沒人去的荒山野嶺。現在再來看,都是「地眼」,是最好的地。參觀梅園時,原來以為這是1949年後政府把榮家的私家公園充公了,或者是他們捐獻出來的。聽了講解才知道,20世紀30年代建的這個梅園,一開始就是給公眾建的。他們當時並不能說已經非常富有了,就已經有了這樣的公共意識和公益行為,顯然比我們這一代企業家要做得更自然、更純粹。由此就能看出,我們這一代企業家,還沒有達到他們那一代民族企業家的水平。在他們那一代人身上,能夠看到中國優良的文化傳統。

商人應「以天下為己任」中城聯盟成立不久,一位叫陸鏗的企業家會員給我寫了封信,他談到房地產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,企業家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社會地位、社會責任等等,對我觸動很大。

半年後,我們在上海發起「新住宅運動」論壇,除了開發商聯盟,參會的還有張永和等著名建築師,茅于軾、汪丁丁等各界學者,建設部房地產司司長謝家謹等官員,以及超過100名記者,可以說盛況空前。有媒體評價說,這是中國房地產行業第一次發出市場化宣言,也是中國商人群體爭取自身地位的一次嘗試。

對我而言,那是不同尋常的一年。經歷了16年的創業生活后,萬科已成為房地產業上市公司中的第一名;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又讓我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感;為了給新的總經理和他的團隊留出成長空間,我有意識地疏遠,開始頻繁地登雪山;從中城聯盟開始,我的一部分時間和精力放在了萬科之外,開始從事各種社會活動。

對我和萬科來說,當時是抱着為社會做貢獻的態度來參与的。我是第一任輪值主席,時任《萬科》周刊主編單小海是中城聯盟的第一任秘書長。

回想起來,之後的那幾年我實際在解決一個自己的問題:是不是要一輩子做企業?而內心更深的疑問是:「商人對社會有價值嗎?價值是什麼?」

美國、日本的商人都經歷過地位低下的階段,但這個階段過去之後,就贏得了尊重。不僅僅他們的產品受消費者歡迎,而且倡導了新的生活方式,企業文化也對社會有所推動。日本「二戰」之後的發展,靠的主要就是工商業者,他們成了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。

這其中,最讓我振奮的,是褚時健廠長。我第一次到雲南哀牢山的橙園去拜訪他,是2002年。他當時74歲,剛開始重新創業,興緻勃勃地給我描述六年之後掛果的情況。十年之後,他創建的褚橙就像當年打造的紅塔捲煙一樣聞名遐邇,一橙難求。消費者熱捧褚橙不僅是因其品質上乘,還在感受褚時健先生逆境中再創輝煌,變不可能為可能的精神!

知道盧作孚的故事之後,有一種心裏終於有底了的感覺。覺得自己沒有必要妄自菲薄,不要跟胡雪岩比,不要跟山西商人比,而應該跟盧作孚這樣的商人比,這樣就會覺得有希望。

要做一輩子的事業看西方的資本主義史,尤其是資本主義思想史,提到工業革命中商人的角色。像福特、洛克菲勒等19世紀末崛起的那一代商人,按照現代工業模式所組織的生產,無論是鍊鋼、煉油、修鐵路、造橋、造車等,顯然都對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。而且那一代商人創造財富之後,家族的很多錢財都用於建立慈善公益基金,像洛克菲勒基金在中國建的協和醫院,至今都是最好的醫院。

2005年榮毅仁先生去世的時候,《中國企業家》雜誌找我約稿,我寫了一篇紀念文章,題目叫《梅園憶榮公》,寫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。後來聽說,榮家後人挺欣賞那篇文章的,其實是我參觀梅園后的真實感受。那時候萬科已經是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商,但我覺得自己的認識水平還沒有達到他們提出「滬蘇無」的那種高度。他們是儒家文化熏陶出來的,有一種「以天下為己任」的胸懷。

今日关键词:王一博配音至尊宝